唐太宗的“绥之以德”政策，使各族酋长心悦诚服，在太宗生前，他们无不尽其力用；在太宗死后，个个失声如丧考妣，以致出现了如下的感人景象： “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恸哭，剪发、赘面、割耳，流血洒地”,阿史那社尔、契芯何力请杀身殉葬，所谓剪发、势面、割耳都是突厥等少数民族对其酋长死亡时的哀悼丧俗，他们各以本族的丧俗表达对唐太宗的哀思，这正是他们把唐太宗这个“天可汗”当作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高君主看待的有力证据。唐太宗父子也以“昭陵制度无疑是多少突厥化”来显示民族关系的和睦。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 “其时太宗一面君临汉土，一面又为漠南、漠北各族之天可汗，参用北荒习俗以和治兄弟民族，自是适当之做作，不得徒以一般之突厥化目之。”
以上事实说明，唐太宗推行“绥之以德”的民族政策，缩小了华、夷之间的差异，使隋末以来日趋紧张的民族矛盾得到缓和，改善了民族关系。
唐太宗的驭夷之方，是对华、夷“爱之如一”。他针砭古来皆贵中华的偏向，匡正为不贱夷狄的民族措置，是他推行德化政策的另一侧面。
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坐镇翠微殿，询问大臣： “自古帝王虽平中夏，不能服戎、狄”的原因?接着自谦一番，说自己才不及古人而功业过之，不知其故，令群臣各自尽情以实相告。群臣异口同声，一片赞颂。唐太宗不满意这种不着边际的答复，自行总结了五条成功的经验，其中第五条是“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皆依朕如父母”是有来历的，贞观五年，契芯何力曾说太宗是“华夷父母”,这些当然都是溢美之词。不过，他总结了自己在民族政策方面与过去君主的传统做法不同，是符合事实的。其“爱之如一”的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