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谓中邦之籍，学与用分；西土之书，学与用合。惟贵实而贱虚，故用夷以变夏。……盖唯今之人，不尚有旧，复介于大国，惟强是从，是以校理旧文，亦必比勘西籍，义与彼合，学虽绌而亦优，道与彼歧，谊虽长而亦短。故理财策进，始崇管子之书；格物说兴，乃尚墨家之学。甚至竺乾秘编耻穷源于身毒，良知俗说转问学于扶桑。饰殊途同归之词，作弋誉梯荣之助，学术衰替，职此之由。[28]
这表明他亦反对在学术研究中不顾具体情形惟西学是尚的风气。也许正是章太炎的反思之论引发刘师培的思考从而有此共鸣，不过对刘氏而言，交融中西学术的高潮已过，1908年起他极少再有这方面的论著问世，这种事后总结已不能救治以往的肤浅比附之病，但对同代人和后来人仍有警醒之效，所以仍有其意义。
[1] 《新民丛报》，第1号，1902-2-8。
[2] 刘师培《甲辰年自述诗》曾言：“西籍东来迹已陈，年来穷理倍翻新。只缘未识佶卢字，绝学何由作解人。”载《警钟日报》，1904-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