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控制是必须的，“用人不疑”是有度的，封建帝国外封的蕃王，即便是兄弟子孙也有反叛的时候，何况是同事下属呢？用一个更大的错误来掩盖一个不大的错误，就是常常发生在过度授权的情形下的。有足够的权力和资源来掩饰自己的过失的时候，为什么不用呢？所谓控制就是要在目标、责任、时间和资源之间建立一个规则，以明了进度、及时解决问题，甚至是果断中止。
曾国藩起兵早期，既无人又无钱，就是一纸诏书，就开始招募乡勇，要救国救民、杀贼勤王，这倒是像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不要钱物，只要政策”。湘军大败太平天国后，文正公赶紧裁兵，表明心迹，做了一个“忠诚体国、节劲凌霜”的“同治中兴第一名臣”。可以想象这是多么“深得朕心”，要不然那个喜欢穿补丁裤子的道光皇帝和喜欢排场的慈禧老佛爷还不知道要忙多少时间、想出多少计谋来放倒他。
曾大人的做法可以称之为自我控制，不知道这是一种境界还是一种悲哀。或许对于国家民族而言，是好事，因为他避免了动乱，维持了局面；但于个人而言，又是怎样的评估呢？叱咤天下的英雄，要为保自己的名节而自我压抑的滋味又有几人能真正体会？领导人的繁忙，如果失去目标，就会是雪地里打滑的车轮，高速空转却什么都不会产生；也会是黑暗中的瞎子，每一步都是错误和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