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他心怀恶意，不如说他善变；与其说他发现了坏原理，不如说他缺乏固定的法则。如果他看到自己的矛盾理论对于我们幸福的恶劣影响，他一定第一个去咒骂他那诱惑人的才能。[165]
19世纪，卡莱尔的卢梭观走向极端，卢梭是出版时代的文人英雄，有憔悴的额头，深凹的眼睛，性格有缺陷，怀疑、自我孤立、喜怒无常，最终精神错乱。他的书是不健康的东西，有粉红色的俗丽打扮。[166]卡莱尔在理智与情感之间摇摆，有时不为英国人接受，达尔文与之经常见面，发现他神情抑郁，近乎消沉，有仁慈的心，却会讽刺每个人。[167]卡莱尔的卢梭印象却因其极端性而四处传播。在英国短暂出现的浪漫派一度赞赏卢梭的感性风格，“拜伦和雪莱有卢梭悲天悯人的思想，莫尔继承了他的尖锐批判”[168]。但这一文学潮流持续不久就消失了，卢梭的英国形象仍旧处于分裂状态，一个是有情义的哲学家，另一个是让人不解的狂放者。前一个形象基于他的写作风格，后一个形象源于疯癫的性情，以及英国人对法国革命意识形态的批判。法国革命前，英国学者批评的是卢梭，革命之后，表面上他们还是在批评卢梭，而实际上批评的是革命时代卢梭思想的解释学。英国人未区分思想与实践的区别，就将对法国革命的怒气撒在卢梭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