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当行动功利主义者与其他功利主义者对话时，也能运用我在上段就称赞有害行动的效用所发表的见解；甚至当他在通常的情况下，与由非功利主义观点支配的听众对话时，也能运用相同的见解。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假如行动功利主义者正在与某些生活于由一种巫术禁忌的伦理观统治的社会中的人对话时，他也许会考虑到，尽管有时禁忌会引起伤害，但总的说来，禁忌伦理观的倾向比某种道德无政府主义状态更为有利。因为如果削弱这些人对禁忌的尊重，他们便会陷入无政府的混乱中。因此，他一方面认为，指导这些人行为的禁忌体系不如功利主义的伦理学，但另一方面又意识到，这些人的文化背景决定了劝说他们接受功利主义伦理学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行动功利主义者将以上述方式来分配他的称赞和责备，目的是为了强化而不是削弱这种禁忌体系。
在日常社会里，不会发现这种极端的境遇。许多人能够接受功利主义或近乎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但许多人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也许会考虑这样的问题，重视冒着削弱对道德尊重的风险去试图改造传统的道德，是否比重视流行的道德传统更好。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时是“肯定的”，有时又是“否定的”。诚如西季威克所说：
普遍幸福是最终的标准。这一学说不必理解为意指普遍仁爱……永远是最好的行动动机。因为……我们有意识追求的目的不必总是为了追求正确的标准；如果经验表明，人依据其他动机而不是纯粹的普遍仁爱不断作出的行动，能够更加令人满意地获得普遍幸福，那么根据功利主义的原则，这些其他动机显然是可取的动机。［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