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的悲剧,就在于他认为道德的约束力,可以制止全社会的颓败风气;个人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垂范作用,能够推动整个公务员阶层的廉政建设。治乱世、用重典、不惜采取剥皮的酷刑,是足以阻吓贪官的最有效力的手段。其实他不知道,道德的作用,只能作用于有道德的人。垂范的作用,那些冥顽不化者、恶劣成性者,根本不往心里去。而敢于铤而走险者、以身试法者,法律又能奈他何?正如马路上设有斑马线,对置若罔闻的我行我素者,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除非他被撞伤到垂死的地步,才后悔不走斑马线。同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只是对愿意仿效者能产生向心力和感召力,而对那个一听“焦裕禄”三个字就烦的干部,肯定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他并非不知道,嘉靖的老祖宗、开国之君朱元璋规定:“枉法赃八十贯论绞”,“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用如此重刑来遏制贪污,又何曾济事?一个半个清官,挽救不了这个积重难返的贪污王朝。相反,由于他坚持的道德力量和重刑惩罚,对那个在制度上已病入膏肓的王朝,根本不是对症下药的万灵之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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