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冯友兰英译本对郭象义理的吸收及延伸
郭象注为了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而发展了“名教即自然”的哲学体系。对比庄子超越的出世思想，郭象注显然更加入世，更容易为世人接受。冯友兰的自注顺承了郭象的思想脉络而又有自己的发挥。他的阐发更接近现世，加之冯友兰的西学背景，也决定了他的着眼点是在当下，而并非庄子那玄之又玄的“道”。比如说，郭象把庄周的逍遥义改成“适性”，冯友兰直接把“逍遥”等同于“幸福”，“凡物皆由道，而各得其德，凡物各有其自然之性。苟顺其自然之性，则幸福当下即是，不须外求。”[19] 冯友兰用《逍遥游》中鲲化为鹏的寓言说明此理。可见，冯友兰的“幸福”义涵盖的主体是“物”与郭象的“万物”等同，而幸福的来源也“顺自然之性”，与郭象的“适性”相类，而得到幸福也很容易，“当下即是”，远比庄周需要“心斋”、“坐忘”、“丧我”才能得“道”来得简单。所以冯友兰对庄子思想的阐发更适合现世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