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给我说说野上先生临终时的样子？”
记者将视线转回课长。
“听说他走得非常平静。咽气之前，意识一直很清楚，总说自己在如此紧要的时刻病倒，真是太对不起大家了。也难怪啊，当时的日本也危在旦夕啊！”
村尾课长玩了个双关语，然而课长自己也好，添田也好，都没有露出笑容。
“当时的报纸上说，”添田说道，“野上先生身处中立国，在欧洲复杂的政局之下，辅佐公使，为推进日本的战时外交鞠躬尽瘁。那他具体做了些什么事呢？”
“这……”
村尾课长一瞬间露出迷茫的表情，而那种不想回答问题时装出的暧昧微笑，也重返脸上。
“这我也不清楚。”
“可是课长您当时是副书记官啊，您不是他的下属吗？”
“这话没错，可是说实话，那些工作几乎是野上先生独自完成的。战时外交与和平时代的外交不同。因为同盟国的阻拦，我们要联系本国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没办法一一请示上头。有很多事情是野上先生独自拍板，独自行动的。他也不会向我们汇报每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