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经说法，是传播宗教思想的活动。佛经本是用梵文写成，译成汉文才能为汉族人接受，因此精通梵文与汉人的西域僧人便纷纷致力于译经事业。东汉以迄三国，译经数量不多，质量也不高，多为梵文节抄本，对于许多佛教专有名词、术语的翻译晦涩欠通。然而自西晋以来，大量佛教开始被翻译过来，到南北朝末期，共译出佛经近千部，几乎囊括大小二乘、空有、性相、经、论、律等不同体系的经典。同时译文质量有很大提高，对佛教经义也能详加考辨，力求用准确而生动的汉文加以表述。由于佛教越来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译经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如后秦国主为支持鸠摩罗什译经活动而建立了多处大型译场。类似例证已在前引述很多，这里不再赘述。东晋时期，南渡的北方高僧在与崇尚玄学的名士交往过程中，又把玄理援入佛学。这样就为佛教的中国化准备了条件。南北朝时期，讲经说法已成为佛教活动的重要内容。《高僧传》中常见某些高僧在讲经说法时，僧俗弟子听众有成千上万之多的记载。如南齐时法通有“白（俗）、黑（僧）弟子七千余人”。梁代僧祐每讲律学，“听众常七八百人”，“凡黑白门徒一万一千余人”[138]。《洛阳伽蓝记》讲，北魏洛阳秦太上君寺“常有大德名僧讲一切经，受业沙门，亦有千数”。南朝时，不但僧人参与讲经，而且皇帝也被卷入进来。中大通五年（533年），梁武帝在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讲《金字摩诃波罗经》。听众“自皇太子、卫侯以下，侍中、司空袁昂等六百九十；其僧正慧令等义学僧镇座一千人”，“其余僧尼及优婆塞、优婆夷众、男冠道士、女冠道士、白衣居士、波斯王使、于阗国使、北馆归化人，讲肆所班，供帐所设，三十一万九千六百四十二人”[139]。可见声势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