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样的转换，从“内在的”伦理转变为私人伦理，从“外在的”或“尘世的”伦理转变为统治的权威，路德有了一种奇妙而又荒唐的社会道德。他用一种至善的私人伦理取代实际的伦理，更不要说犬儒主义的或官方的伦理了。他要求国家维持秩序而不必太在意是否正义；而他对个人的要求则是忍受邪恶和实行不抵抗的爱，不允许他们对社会正义发表自己肯定或否定的意见。这样一种伦理不可避免地起着鼓励专制的作用，因为作为正义原则之一的抗拒统治就像维持统治一样重要。
路德对无政府状态的过度恐惧因其悲观主义而进一步加剧，与此相应，他也不公正地漠视专制，从而给德国文明史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当代历史中的悲剧性事件并非与此没有关系。他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片面解释也受到他过分强调保罗训诫的影响，“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做恶的惧怕”［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