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读书很用功，连慈禧都夸赞他：“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在培养光绪皇帝的维新思想上，孙家鼐与翁同龢一样，起到了巨大作用。
例证之一，光绪二十年（1894年），郑观应完成了维新巨著《盛世危言》。1896年9月，他委托陈炽转送孙家鼐一部新增订的《盛世危言》、书信及《时事急务条陈》、日本《教育法规类钞》⑵等。孙家鼐也两次在光绪面前高度评价《盛世危言》。光绪帝深表赞许，命令总署印刷2000部，分发给大臣们学习、研究。
例证之二，光绪二十一年九月（1895年10月），李提摩太到达北京，专门拜访李鸿章、翁同龢、孙家鼐等人，广泛宣传变法主张。他特意请孙家鼐帮忙，将自己的新著《现代教育》等呈送皇上。李提摩太对孙家鼐印象深刻。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一书中，他回忆说：“改革维新派强学会得到了总署大臣翁同龢与皇帝的师傅孙家鼐的同情和支持”，我“接受了李鸿章总督的建议，我像跟皇帝本人谈话一样与他（指孙家鼐）交谈。……我发现，他是所有中国官员中最有教养、最具绅士风度的人之一。第一次见面时，他告诉我，有两个月的时间，他每天都为皇上读我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