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课程社会学在曼海姆那里继承来关于知识与意识形态之关系的思想，把自己定位于对信仰和观念的内涵与它们的载体的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而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知识社会学宝贵的另一面：对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零度课程的意义正在于通过否定自身而实现一种对人类生存终极关怀的追问，这也正是强调零度课程与潜在课程区别的意义所在。和潜在课程不同，零度课程的一大特点是凸现主体的不可参与性。西方国家的课程社会学在英国的新教育社会学之后有古德森的研究，有派纳的研究，他们或从教师生活史的角度，或从学生生活史的角度，强调课程的实践命运，凸现主体参与的意义。有学者，如我国台湾地区的陈伯璋，也在此意上倡导留白课程。在这个意义上说，零度课程也不是留白课程，它是对主体和参与的彻底否定。只有在否定中，巴特的论断——只要连续论述同一个事情，人们就会被“自然性”和“理应如此”的粘胶捕获，而这样一来，叙述就不得不始终如一，就会欺骗自己——所具有的深刻含义才能被体会到。“后现代”教育社会学，它的可能性之一便是倡导一种作为教育批评的教育社会理论；它的意义便是在批评中“变熟为生”,发掘出新的问题意识和新的认识问题的途径，以求最终达到对人类生存意义的终极关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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