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下定决心，集中两年时间，在研究清楚戊戌变法有关问题的基础上，完成了30万字的、史料性与可读性较高的《孙家鼐创办京师大学堂风云》一书，并于2008年8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完成书稿后，我意犹未尽，将研究心得撰写成若干篇论文，陆续在《中国教育报》、《北京日报》、上海《社会科学报》和《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山西《文史月刊》等20多家报刊上发表，有些论文还被《中国近代史》（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剪报》、《文摘》（光明日报社主办）等多家报刊转载，产生较大影响。同年10月，我到北京红螺寺，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联合举办的“纪念戊戌变法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并做了专题演讲和学术交流。
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时代。我认为研究学问要各习一经，反对研究者四面出击、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专家”。这些年来，我研究《史记》，主要是学习、借鉴司马迁的写作经验，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并不为了写论文）；研究纪实文学理论，也是希望推进当代文学的发展，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研究戊戌变法，可能是我唯一的学术色彩较浓的研究方向。而且，通过研究，我悟出了一个道理，纪实文学是运用文学笔法再现真实的人物、事件；戊戌变法及史学研究，则是运用逻辑推理方法来探索历史发展规律，两者的前提，都是一个真字。真善美，真是参天大树，善、美只是参天大树上绽放的花朵。文学与史学研究，不经意间，却在戊戌变法研究中殊途同归，这与我的追求恰巧一致，不能不说是水到渠成，天公作美。后来，我又在光绪三十三年到民国十一年间重修的《寿春余氏宗谱》里，见到了祖上曾在状元府担任私塾先生、余孙联姻等记载，更加感到，冥冥之中，一切皆有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