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从译《几何原本》起，就着力宣传数学基础理论，也许暂时不切实用，但却是一切应用科学的基础。后来他一再强调“度数之用，无所不通”，“度数既明，又可旁通众务，济时适用”。在此后他领导的规模浩大的修历工作中，他不仅制订了“度数旁通十事”的宏伟计划，涉及数学在气象、军事、财政、会计、建筑等领域中的运用，而且还非常重视“度数之宗”的基础作用，把数学视为贯通一切学问的方法。
他尤其对西方数学的严密逻辑体系，对其公理演绎系统所蕴涵的“丝分缕解”、“分擘解析”的分析方法和精神极为推崇，并作过热情洋溢的倡导和精心的运用。他以此为工具，对明末思想界存在的玄虚学风着力批判，大力倡导实学，将西学分析的方法和精神应用对传统文化、思想的反思，应用于一切实用科学中。他对中国传统数学落后的原因进行总结，认为其无效无实，缺乏系统化、公理化的理论基础。因此，他以欢欣鼓舞的态度接受、运用、传播西方科学，在修历中也坚持他的正确看法，认为“理不明不能立法，义不辨不能著数，明理辨义，推究颇难，法立数著，遵循甚易”[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