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种”教育社会学的冲突
在民国时期，以“社会改良”为取向的教育社会学研究无疑占据着学术知识界的主流。另外，以“革命”为取向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社会学思想也在萌发与传播之中。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革命的立场阐述无产阶级的社会教育观，开展广泛的教育活动，批判“改良”教育学说及其活动。例如，新文化运动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相继倡导了影响广泛的平民教育运动和工农教育运动等教育运动，李大钊、瞿秋白、李达等一大批革命家也正是在传播马克思教育学说和参加社会教育运动中，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从一定意义上也可称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社会学)的创建和发展。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所做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也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社会学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石、理论基石。①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也在《教育史ABC》《新教育大纲》等著作中，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批判了当时流行的“教育万能论”“教育救国论”“先教育后革命论”,指出教育大权应当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并成为革命的武器，在革命过程中文化革命的作用要被发挥出来。②在当时，由于搞教育社会学的大多受非马克思主义的西学影响，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学和教育社会学的学者被排除在主流社会学界之外。例如，孙本文在其于1948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的凡例中指出：“本书以叙述纯正的社会学理论与应用各部门为主，凡涉及宣传性质的作品，概未列入。”“本书认为唯物史观的著作不属于纯正的社会学，故凡从此史观所编的书籍，概从割爱。”①所以，他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学(包括教育社会学)时，就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也包括教育社会学)排斥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