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唐太宗把眼光放到了唐朝边境上。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遣李靖平定东突厥，俘虏颉利可汗，解除了北边的威胁。贞观九年，平定吐谷浑，俘其王慕容伏允。贞观十四年，又派侯君集平定高昌，于其地置西州，并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设置安西都护府。唐太宗对东突厥降众以及依附于突厥的各族执行比较开明的政策，因而受到他们的拥戴，被尊为“天可汗”。
看着四境升平、国富民安的景象，唐太宗不禁有些飘飘然，逐渐骄奢起来。幸好隋朝覆亡之惨烈给他留下的印象足够深，使他能够时刻牢记贤内助长孙皇后的忠告——居安思危、任贤纳谏。
当时天下已基本太平，很多武将渐渐开始疏于练武。唐太宗就时常在公务之暇，招集武官们演习射技，名为消遣，实际上是督促武官勤练武艺，并以演习成绩作为他们升迁及奖赏的重要参考。按历朝朝规，一般是除了皇宫守卫及个别功臣外其他人员不许带兵器上朝，以保证皇帝的安全，因此有人提醒唐太宗：“众人张弓挟箭在陛下座侧，万一有谁图谋不轨，伤害陛下，岂不是社稷之大难！”李世民却说：“朕以赤心待人，何必怀疑自己左右的人。”他任人唯贤，用人不疑的作风，深得手下文武诸臣的拥护。由此属下人人自励，不敢疏怠，就是在太平安定的时期也不放松警惕，而国家长期兵精马壮，丝毫不怕有外来的侵犯。